月经贫困普遍存在

半边天空的隐秘心事

1985年10月1日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》开始实施。第九条只有7个字：继承权男女平等。同一年，福建泉州一家工厂开动来自台湾的机器，生产出第一片雪白的卫生巾。工人们放鞭炮庆祝，红色的碎屑落在红泥路上。

此后数年间，机器一天的生产量，企业的销售员要一个月才卖得完。在当时的中国，绝大多数经期妇女还习惯使用月经带、布料、草纸等。

2020年的某一天，一个漂亮姑娘把6杯粉红色液体倒在一片卫生巾上，再用剪刀剪开，验证吸水后的厚度，然后对着镜头说：“真有你的!”这条微博视频有12.1万次观看。

这是一个早就无人见怪的场景。电视广告、电商平台、超市货架都在传达一个信息：卫生巾有很多品种可以选。

“我国卫生巾真的贵吗?”知乎网站的问答下，有3000多名网友分享买卫生巾的经历。这些声音淹没在“种草”“安利”顶级产品的吆喝声中，就连许多卫生巾行业从业者都没有注意过。

“那个东西很贵”

许敏不知道母亲卖了多少玉米和蔬菜、多少次和人开口借了钱，才保证小女儿初中3年有卫生巾用。

1999年的一天，刚上初中的许敏和同村一位学姐躲进学校厕所隔间，用只有两人能听见的音量交流。学姐拿着一片白色、没有护翼的卫生巾，指了指背面说：“贴到内裤上。”这是许敏使用的第一片卫生巾。

如今她34岁，在中国市场占有量最大的卫生巾生产企业担任车间组长。这家企业所有品牌的卫生巾，每年销售额约80亿元人民币。

许敏已经不记得，第一次用的那白色的一小片是什么品牌、什么包装。但她清楚记得价格，5元钱13片。许敏的父亲和姐姐常年在外打工，母亲在家干农活照顾她和弟弟，生活费用靠几亩庄稼的收成。在当时，5元对这个贵州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“好用吗?”母亲问女儿。

“老师让用的当然好用。”体育课间隙，女老师会叮嘱女同学，发现身体“不干净”，要使用卫生巾，并及时更换。有时许敏舍不得，也用草纸。

母亲接下来说的话让许敏很惊讶，“帮我买一包吧”。

她回忆，经期的母亲似乎用布，但那块布从未出现过，不知道被藏在哪个角落。她理解这种心理，出于羞涩，自己也把内衣内裤藏在外衣下晾晒。

她到小卖部买卫生巾，看不懂品牌，分不清包装上的“日用”和“夜用”。她的眼神只在数量和标价上游走。

女儿为母亲买回了第一包卫生巾。“4小时要更换一次”“要贴在内裤上。”许敏复述老师的话。

后来有天晚上，她正值经期，坐在板凳上写作业，忍不住对母亲抱怨：“好麻烦，到处都是血。”母亲安慰她：“这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。”

在当代大部分卫生巾广告中，作为模特的少女总是行动自如、笑逐颜开，宣传使用某产品会“舒服自在”。早在1930年，上海《妇女杂志》也以解放妇女、舒服自由为广告推荐一款用纱布和棉花制作的进口卫生巾：一面无吸水性，不至于外泄，一面吸水性极大，“何等的适意吓”。

一名为多家卫生巾企业做品牌策划的业内人说，年长的女性对于卫生巾品牌的忠诚度高，不会轻易更换品牌，因此，大多数卫生巾广告会选择年轻的代言人，吸引少女购买。2015年新广告法实施前，一些男明星也以“大姨父”“好朋友”的形象出现在卫生巾广告里。

当许敏再次和母亲要钱买卫生巾时，母亲说出了难处，“那个东西很贵”。为了能让小女儿用上卫生巾，母亲出门去和邻居借钱。有时候，许敏也会问母亲，“用完了没有”，答案几乎都是还没用完。

许多人在互联网中写下自己的经历：有女孩拿到卫生巾也不会用，只会用布条;病重的中年女性想省点钱买散装卫生巾。也有网友说，工作后最开心的，是实现卫生巾自由，想用最好的卫生巾，不想再委屈自己。

初中毕业后，许敏离开贵州老家，到福建打工。她的双手在罐头厂洗过鲍鱼，在鞋厂刷过鞋底的胶水。成为母亲后，她到了卫生巾企业。

最初在生产车间，她是流水线的产品包装员，每一包卫生巾只在她手里停留3秒钟。她坐在塑料椅上，每天工作11个小时，重复同一个动作：双手捏住包装袋的两侧，右脚踩一下踏板，机器将卫生巾包装封口。长期的劳作使她右手中指有些变形。

她将完成封口的卫生巾放回传送带。这些外包装印着卡通形象的卫生巾会进入纸箱，通过货车送往全国各地的超市和小卖部，包括她的贵州老家。她自己也用，过年回家，她还把卫生巾送给亲戚朋友。

11年前的一天，许敏打电话告诉母亲，自己有了一份新工作。母亲说：“那是不是有用不完的卫生巾!”

老板们都想做高端产品

那看上去像一团团棉花，雪白轻盈地飘在传送带上。只有六分之一头发粗的纤维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，成为卫生巾最贴近皮肤的表层。

早期卫生巾生产工艺传入中国时，绵柔质感的无纺布能保证卫生巾表面干爽透水，是工厂采购材料的首选。直到最近几年，棉花、蚕丝、竹纤维等材料制作的表层才进入市场。

“做面膜的蚕丝都用上了。”经营一家卫生巾代加工企业的林佳感慨，为了让女性有更好的使用体验，制作卫生巾亲肤层的材料越来越昂贵。

林佳1980年出生，她使用卫生巾的最初体验是：屁股疼。此外她还能说出一大串，包括太厚、闷热、背胶粘不牢、用久了会褶皱等，这些都和早期卫生巾的生产工艺有关。

林佳的母亲一直使用月经带，在女儿初潮时，她摸索着教女儿：在内裤上贴上卫生巾，再在卫生巾上垫几层纸。有一天林佳自己悟了，母亲是为了节省。

社交媒体中，网友分享着与母亲有关的卫生巾故事：内裤太旧，松松垮垮，卫生巾贴上去不管用;使用母亲收藏多年、背胶硬化的卫生巾，自己再贴点双面胶固定。

林佳工作后，改用进口品牌，因为广告写着“不侧漏”，她可以不用再用力搓洗掉内裤上的血迹。

新一代女性的需求推动了卫生巾生产技术的进步。最明显的变化是，卫生巾开始加上两片护翼，可以翻折到内裤外侧固定，防止经血漏出。

林佳继承父亲的事业后，长期为国外品牌代加工卫生巾。林佳和外籍客户吃饭时，把最新款产品都摆上桌来介绍，有一次餐馆女服务员看到满桌子卫生巾，吓了一跳。

她回忆，最近几年，经营卫生巾企业的老板们每次聚在一起，讨论的是消费升级，做出高端产品，包括研究更高级的表层材料。

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三明治”，林健熟练地撕开一片卫生巾的边缘，最贴近皮肤的表层和贴有背胶的隔离层是三明治的两片面包，中间夹着的吸水层承担了卫生巾的主要功能。

这位生产班长把那片卫生巾立起来，抖了抖，像细盐一样雪白细腻的高分子吸水树脂掉落在他的手掌上。它们吸水后会变成有弹性的透明小球。

入行12年的林健，生产过至少十几亿片卫生巾。他所操作的机器有15米长，每分钟生产780片275毫米长度的卫生巾。他工作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，去超市时，拿起一包卫生巾，防伪码会显露这包卫生巾是经他手生产。

林健回忆，过去由人工检测污点、护翼折损、表层花纹偏移等问题。眼下，影像仪器自动检测后，会将次等品挑出，扔进次品框里。

人工包装的工作也逐渐被机器代替。在线称重装置能精准数出10片卫生巾，装入包装袋里封口，机械抓手一次抓取8包卫生巾放入纸箱，3次抓取后，纸箱会被封上胶带，经传送带运走。这些工作以往由一条产线两侧坐着的约20个女工完成。

这和1985年许自淡生产第一片卫生巾的场景不同。红泥地上的鞭炮声响起后，他参与生产最大的期望是，降低废品率。

35年后，在办公室里，这位恒安集团女性健康产业发展部总裁兴奋地拿起笔，在白板上画出1985年那片卫生巾的横截面，“无纺布、两层卫生纸、木浆、卫生纸、隔离薄膜”，有6层。那时候，高分子吸水树脂还没有进入国内卫生巾生产工艺中。

假货为何畅销

从外包装看，这包卫生巾和官方渠道售卖的“佳期”卫生巾没有任何差异：20年不变的设计曾被消费者批评“老龄化”“老土”，包装上印着生产日期和“合格”字样。它被装进一个写着“多顺畅卫生床垫”的纸箱里，送到云南省某批发市场，等待小卖部老板进货时，以低于零售价10%的价格卖出。

它是假货，来自一个仅有一台生产机器的小作坊。在那里，一摞摞仿造“佳期”品牌的包装纸塞在麻布袋里，墙面污浊，地面散落垃圾、废料。当警察和企业的工作人员赶到，造假团伙已经逃走，留下一地包装纸和等待售出的成品。

在中国一些偏远地区，佳期卫生巾吸引中低收入人群。市场经理缪一豪回忆，这一类制假售假事件，他们平均每年要处理3次。

此外，仿冒其他品牌的侵权产品也让他们感到头疼。字母近似“ABC”品牌的“ADE”、名字类似“七度空间”的“八度空间”等，会在购买力并不高的地区和“佳期”争夺市场，价格只有竞争对手的一半。

这部分市场大多集中在城乡接合部、山区或少数民族聚居地。缪一豪认为，这些购买仿冒、侵权商品的女性不会轻易地改变消费习惯，不会去购买价格偏高的品牌产品，因为她们“哪家便宜就用哪家，可以不用就不用”。

这些需要低价卫生巾的女性，处于长期“失语”的状态。林佳发现其中有一道难解的题：企业都更愿意拼高端，不愿意生产平价卫生巾，然而一部分女性消费能力有限，无法承担品牌卫生巾的费用。

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月经贫困普遍存在。在非洲，有些贫穷女性不得不出卖身体，换回购买卫生巾的钱。在英国，每年有13.7万女孩因买不起卫生用品辍学。

在生产第一片卫生巾前，18岁的许自淡不知道卫生巾是什么，只知道这份工作是往机器上挂材料，每天能赚2.5元。老板教他，女人来例假的时候，用卫生巾比较方便干净，不用洗月经带。

同学聚会上，有人说错了卫生巾和餐巾纸，他学着老板的话跟对方解释。有同学取笑他，“大男人怎么想去做那个”，他说这是我的职业。

他极少有害羞的时候。在车间干活，额头冒汗，他把制作卫生巾的无纺布塞在帽子下吸汗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他到江西销售卫生巾。小卖部的年轻姑娘一听“卫生巾”，不应答。年长的老板娘问“小伙子你为什么来卖这个”，他答，“个人职业，我已经做了10年了”。

因为与性征、生育、隐私处密切相关，这种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有很多遮掩的名字。中国人的暗语是“倒霉了” “来事儿了”，荷兰人爱说“红色的法拉利来了”。西班牙人说，“西红柿掉了”。法国女人则说，“英国登陆了”。

它似乎不是一个能公开讨论的话题，在两性之间有着更深的隔阂。当年在教室里，许敏可以大声说出“来亲戚了”，因为男同学听不懂。贵州老家农村的老人，偶尔会提醒少女，别人家办喜事，女孩子身体不干净，不能去别人家的客厅。

2002年，已过六旬的奶奶听说朱丽敏要制作卫生巾，问她，“那东西怎么吸收?为什么不会漏?”亲戚问朱丽敏的职业，她回“生活用品”，遇到追问时，她憋着不敢说出“卫生巾”三个字。如今，她当上了车间组长。

时代不同了。林佳的儿子上小学五年级时，把母亲企业生产的卫生巾送给女同学，还计划帮老妈把广告贴在高铁座位的背面。

许自淡开车接送女性客户时，对方主动索要卫生巾，他能马上掏出一片产品请对方试用。他曾把清凉型卫生巾送给女儿的同学，小姑娘第二天说：“叔叔你坑我，半夜我冷醒了。”

关于女性经期受激素水平影响情绪波动的知识在公众中普及。许敏大嗓门，爱唠叨，老公抱怨：“你大姨妈来了吗，口气那么冲!”正在经历青春期的女儿跟着大笑。一些男士会在公开场合调侃，自己来了“大姨父”，心情不好。

然而，提及少女时代的往事，许敏却希望不要透露真实姓名，仿佛那是一段不可言说的秘密。

她清楚自己的职业“天花板”

在恒安，许自淡曾研发一款有中凸设计的卫生巾，凸起的部分能更贴合女性私处的构造。为此，他专门咨询妇科医生，了解女性私处的特点，把一片卫生巾中凸部分的长度、宽度、厚度逐项确定，再把试用品分发给女同事，请她们分享体验。

“中国女人的屁股越来越刁。”最明显的变化是，同样粗糙的材料，早期女性选择忍受，而如今会投诉。

供需关系变换推动了产品提升。许自淡回忆，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卫生巾需求上涨以后，许多超市、小卖部的老板开车来工厂门口排队，每次至少拉两车以上的卫生巾。到了1998年，国内陆续成立更多卫生巾工厂，产量提高，他的卫生巾不得不开始促销。

外资企业的进驻也冲击了国内卫生巾品牌的发展。同样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外资企业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，与国产卫生巾品牌争夺一二线城市的超市货架位置。

恒安集团卫生巾品类总监金蓓蓓介绍，如今，一二线城市购买国外品牌的女性更多，而国内品牌在三四线城市市场占有率更高。双方的优势在于，跨国品牌擅长营销宣传，侧重讲述品牌故事，而国内品牌线下的销售渠道覆盖面积更广，产品布局兼顾中高端市场和消费力有限的人群。

比如，曾经定位中高端市场的“安尔乐”，眼下更为中年妇女、95后的小镇青年青睐。

近20年来，中国卫生巾市场扩大，产能逐年提高，但卫生巾单片价格每年上涨。佳期市场经理缪一豪明显感觉，由于线上渠道抢走一部分线下市场，一些实体店铺为了生存，对供应商的收费越来越高，抬高了卫生巾的价格。

另一个因素是广告。与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创立的其他国内品牌相比，佳期卫生巾没有及时在细分领域中找到位置，价格涨速慢，目标消费者逐渐迁移至中低收入群体。相比而言，其他一线品牌对产品创新投入大量广告，打开知名度，价格也相应提高。

福建省卫生用品商会执行秘书长郭惠斌介绍，2006年，福建省泉州市的卫生巾企业数量达到峰值，接近400家。还有不少企业负责研发制作卫生巾的机械和材料。此后经过多次“洗牌”，生产低品质卫生巾的企业被淘汰出局。

而活下来的中小企业，找到的出路是依赖外贸，为微商、电商、直播的商家提供代加工服务，追求差异化产品。

潘儒愿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家卫生巾生产企业。父亲留给他的经验是，做创新型产品，服务高端人群。近5年，他的企业接到内裤被卫生巾背胶撕破的投诉变多，询问后发现，越来越多女性不再穿棉质内裤，而选用真丝内裤等。他不得不重新调整卫生巾的背胶的宽度以及胶力，保证粘得稳，又不会撕破新材质的内裤。

一个卫生巾生产企业的销售人员介绍，他们每年生产约1亿片卫生巾，约七成生产力是为100多个微商提供代加工服务。商家可以根据目标消费者的定位，用不同质地的材料和包装，私人定制最合适的卫生巾。光是卫生巾中间那条抗菌芯片，就有负离子芯片、甲壳素芯片、暖宫芯片、中药复合芯片等各种名头。

朱丽敏是泉州市晋江市安海镇人，去恒安上班只需要骑15分钟摩托车。她总不愿意休年假，希望能为两个儿子各攒一套房。许敏的老公是电焊工，夫妻俩把一对儿女从贵州带来福建上学。

这两个女人如今都是车间组长。朱丽敏清晰地知道她的职业天花板，“我初中毕业就只能到这了，没法往上。”她指的往上，是坐在办公室里做管理工作。

贴在工厂外的招聘简章上，清楚地标明了自动化生产线的员工需求：设备技术员要求男性，中专以上学历，负责自动化产线操作维护和简单维修;产品包装员要求女性，学历不限，负责产品包装。只有设备技术员列明了明确的晋升机制。

在这个满足女性刚需的产业里，男性参与了多个环节。恒安集团上世纪80年代的卫生巾销售员都是男性。福建省卫生用品商会的会刊里，大多数介绍企业发展的文章旁，配有男性领导的照片。一家代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里，一位两鬓花白的男士，把眼睛贴近一片卫生巾检查产品质量。

在供大于求的行业背景下，仍有隐秘的角落。

2020年9月，云南昭通市一所山区小学附近的小卖部里，老板娘向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爱小丫基金秘书长张茹玮介绍，卖得最好的一款卫生巾售价5元，有30片。张茹玮撕开外包装，每片卫生巾没有独立包装，背后的离型纸印着不同品牌的商标。

张茹玮记得重庆山区一个生长在单亲家庭的小女孩。母亲出走了，父亲带她长大，她不好意思开口索要十几元买卫生巾。

在云南昭通，几个女孩面对爱小丫基金的工作人员的镜头，笑着说出她们的难处，“我没有穿小内裤，穿起来我不习惯”“没有人告诉我穿内裤的好处”。

一个网友评论，“真正的文明应该是，社会对底端及无法跟上时代脚步一类人的宽容”。

(应受访者要求，许敏，林佳为化名)